雨夜从旧书店归来后的日子，像被一层薄而坚韧的冰壳覆盖。
表面平滑如镜，映照出一切如常的倒影：上课，下课，收发作业，偶尔简短的交谈。
但冰壳之下，是深水暗流，是未曾言明的、沉甸甸的东西。
杨俞待我，是一种刻意调整后的“正常”。
她不再像旧书店里那样，流露出疲惫的坦诚或情绪的裂痕。
她恢复了师者的从容，布置任务时指令清晰，批改我上交的作业（包括那篇关于旧书店与痕迹的周记，她只批了“观察细致，情感到位，但结尾稍显仓促”）时评语客观，甚至在走廊遇见，也会像对其他学生那样，点头致意，微笑的弧度标准而短暂。
那笑容里，不再有赌约裁判时一闪而过的暖意，也没有旧书店中被戳破心事时的狼狈，只剩下一种干净的、有距离的平和。
她成功地将那晚的雨、那间发霉的书屋、那些尖锐的对话，连同我那句“我们是一样的人”的指控，都封存在了那层冰壳之下。
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，或者，发生过了，但已被妥善处理，归档，不必再提。
这种“正常”，比之前的任何态度都更让我窒息。
它像一道无形的墙，明确地重新划定了边界。
她在用行动告诉我：看，我是老师，你是学生。
那些短暂的共鸣、偶然的脆弱、甚至是不愉快的对峙，都只是师生关系长河中无关紧要的涟漪。
河流依旧按照既定的轨道流淌，不容置疑。
我配合着这出默剧。同样礼貌，同样克制，同样将一切翻涌的情绪压回心底，只在那个“数学笔记”的硬壳本里，留下更简略、更冰冷的记录。
“十一月二十日，阴。旧书店归来第三天。交谈三次，均关于作业。她称呼我‘赵辰同学’，语气平稳。我回答‘好的，杨老师’。像两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。那本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》放在床头，翻了几页，看不懂。但闻着那股霉味，会想起她肩头的水珠，和她说‘这是我的选择’时的眼神。选择忘记？还是选择牢记但假装无事发生？”
“十一月二十五日，小雨。古文小测。武大征哀嚎遍野，我划的重点他一点没看。杨俞收卷时看了我一眼，很快移开。我作文引用了《报任安书》里关于忍辱负重的话，她批阅时会不会多想？大概不会。她现在批我的东西，大概只看文法修辞，不看字缝。”
我试图将自己也冻进那层冰壳里。
用更多的习题，更沉默的行走，更深的夜间阅读（读那些真正晦涩难懂的存在主义或后现代文本，试图在哲学的迷宫里寻找对自身处境的解释，或者仅仅是逃避），来对抗内心那日益胀大的、无处安放的焦灼和……隐隐的失望。
是的，失望。
我竟然对她如此完美地回归“老师”角色，感到一种近乎背叛的失望。
我宁愿她继续对我严厉，或者流露出哪怕一丝旧书店里的无措，也好过现在这副滴水不漏的、专业的平静。
就在我以为这种冰冷的平衡会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时间将一切冻结成化石时，一个新的变量，以一种极其寻常却又极具颠覆性的方式，闯入了这个局。
郝雯雯。
名字普通，甚至有点过时的甜腻。人是母亲带来的，在一个周末的傍晚。
那天我刚从图书馆自习回来，家里弥漫着久违的、略显陌生的饭菜香气。
母亲系着围裙在厨房忙碌，这景象有些罕见。
自从离婚后，她大多数时候只做简单的面条或速冻食品，我们各自沉默地吃完，她便回到卧室，继续与她的账本为伍。
“辰辰，回来了？”母亲从厨房探出头，脸上带着一种我不熟悉的、近乎讨好的笑意，“洗手准备吃饭，今天有客人。”
客人？我有些疑惑。母亲在这个小城几乎没什么朋友，亲戚也疏远。
门铃就在这时响了。母亲连忙擦手去开门。
进来的是一个中年女人，烫着精致的小卷发，穿着质地不错的羊绒衫，笑容热情洋溢，声音洪亮：“淑芬（我母亲的名字）！哎呀，好久不见！这就是辰辰吧？都长这么大了！真是一表人才！”
她身后，跟着一个女孩。
女孩个子中等，扎着清爽的高马尾，露出光洁的额头和饱满的苹果肌。
她穿着浅粉色的卫衣，白色牛仔裤，运动鞋，背着一个印着卡通图案的双肩包。
整个人像一颗刚刚洗过的、水灵灵的水果，散发着阳光和洗衣粉混合的清新气味。
她的眼睛很大，很亮，看人时带着毫不掩饰的好奇和笑意，嘴角天然上扬，显得开朗又单纯。
“阿姨好。”女孩的声音清脆，像铃铛，“赵辰哥哥好。我叫郝雯雯。”
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大大方方地打量，然后绽开一个更灿烂的笑容，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。
这就是郝雯雯。
母亲好友的女儿，随母亲工作调动刚转学到隔壁市的重点中学，这个周末过来玩。
用郝雯雯母亲的话说：“两个孩子年纪差不多，辰辰成绩好，让雯雯多跟着学学！也陪陪淑芬你说说话！”
饭桌上，气氛是我不习惯的热闹。
郝雯雯的母亲是个极擅言辞的人，从物价房价聊到养生保健，再夸我母亲持家有方，夸我“一看就是读书的料”。
母亲话不多，只是笑着，不断给客人夹菜，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开了一些。
郝雯雯则很活泼，会接母亲的话，讲她新学校的趣事，抱怨理科太难，又好奇地问我们学校的老师怎么样，社团活动多不多。
她的问题直接，不带心机，像个对所有新鲜事物都充满兴趣的中学生。
我大多时候沉默，只在被问到时才简短回答几句。
郝雯雯并不介意我的冷淡，依然笑盈盈的，偶尔会在我说话时，用那双亮晶晶的大眼睛专注地看着我，仿佛我说的是什么至理名言。
我能感觉到母亲的目光在我和郝雯雯之间悄悄流转，那目光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期待，和一丝久违的生气。
我也能读懂郝雯雯母亲话里话外的意思：两个孩子多般配，年龄相仿，家世相当（至少在她看来，我母亲是正经会计，虽然离异，但“本分”），又是知根知底。
在她们那一代人的观念里，这简直是通往“幸福未来”的标准模板。
郝雯雯本人，似乎也并不排斥这种隐晦的撮合。
她对我表现出一种自然的亲近和好奇，那是一种同龄异性之间，基于外貌、成绩和“别人家孩子”光环而产生的最朴素的好感。
单纯，直接，符合一切关于“青春”和“正常”的想象。
而我，面对郝雯雯和她所代表的这个世界，只觉得一种更深的疲惫和疏离。
她的阳光照不进我内心的阴郁角落，她的单纯映衬出我心思的复杂和“不正常”。
她的出现，像一面明亮的镜子，毫不留情地照出我与“正常”青春期轨迹的偏离。
我应该像她一样，对学业、朋友、未来的大学充满单纯的热情，或许还会对某个同龄女孩产生朦胧的好感，经历一些无伤大雅的烦恼和快乐。
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深陷在对一个年长女性的、禁忌的、充满痛苦与自我厌恶的迷恋中，在家庭的废墟和扭曲的渴望里挣扎。
郝雯雯很好。
但她越好，越“合适”，就越让我感到一种被围困的窒息。
仿佛全社会——包括我的母亲，甚至可能包括杨俞——都在用无声的力量，将我推向这个“正确”的轨道，推向这个阳光开朗的女孩，以此“矫正”我的“偏差”，让我回到“正常”的、安全的范畴。
那个周末之后，郝雯雯开始偶尔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
有时是周末母亲邀她来家里吃饭（她母亲似乎很乐意创造机会），有时是她来我们学校附近的书店买教辅，“顺便”等我放学一起走一段。
她总是那样开朗，有说不完的话，抱怨考试，分享趣事，问我数学题，对我的沉默和简短回应也毫不在意，仿佛自带一种化解尴尬的能量。
武大征第一次见到郝雯雯时，眼睛都直了。私下里使劲拍我肩膀：“辰哥！可以啊！哪儿认识的这么正点的妹子？青梅竹马？够低调的啊！”
我懒得解释，只说：“我妈朋友的女儿。”
“那不就是青梅竹马？”武大征挤眉弄眼，“我看人家对你挺有好感的，每次来找你眼睛都亮闪闪的。你小子，桃花运不错嘛，一边是杨老师‘器重’，一边是漂亮妹妹青睐……”
“闭嘴。”我冷冷打断他。
武大征讪讪住口，但看我和郝雯雯的眼神，总带着暧昧的调侃。
班上也渐渐有人注意到偶尔在校门口等我的郝雯雯，开始有窃窃私语和善意的起哄。
在所有人眼里，这都是一段值得祝福的、般配的“校园恋情”萌芽。
而这所有目光和议论中，最让我在意，也最终成为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的，是杨俞的。
第一次她看到郝雯雯，是在一次课间。
郝雯雯来给我送一本我母亲托她带的复习资料。
我们在教学楼下的花坛边说话，郝雯雯笑着把书递给我，又说了几句什么，然后挥手跑开，马尾辫在阳光下跳跃。
我拿着书转身，就看到了站在不远处走廊窗口的杨俞。
她手里抱着一叠作业本，目光正投向这边。
距离有点远，我看不清她具体的表情，只看到她似乎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很快转过身，走进了教学楼。
当时我没多想，只以为她是偶然看到。
第二次，是一个周五下午放学。
郝雯雯学校放假早，过来等我一起走（应她母亲和我母亲的强烈建议，去我家吃饭）。
那天我刚好作为课代表，要去办公室送一份全班的作文提纲给杨俞。
我让郝雯雯在办公楼楼下等我，自己上去。办公室门开着，杨俞正在整理东西，准备下班。
“杨老师，这是您要的提纲。”我把打印好的提纲放在她桌上。
“嗯，谢谢。”她接过，快速翻看了一下，点点头，“整理得很清晰。”她抬头看我，目光平静，“没别的事了，早点回去吧。”
“好。”我转身欲走。
“赵辰，”她忽然叫住我。
我停下，回头。
她似乎犹豫了一下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提纲的纸边，然后，用一种听起来尽量随意、却依然能听出斟酌的语气问：“楼下……等你那个女孩，是你……”
“我妈朋友的女儿。”我回答得很快，声音平淡。
“哦。”她点了点头，脸上露出一丝了然的、甚至可以说是……宽慰的神色？
那神色很快被她收敛，转而变成一种师长的、带着点鼓励意味的微笑，“看起来是个挺开朗的好孩子。你们……年纪差不多，能互相交流学习，也挺好的。”
她说这些话时，语气那么自然，那么“正确”，完全是一个关心学生社交生活的老师该有的态度。
她甚至在微笑，那笑容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，仿佛看到了一个让她放心的、积极的迹象——她的课代表，终于有了符合年龄的、正常的异性交往，这或许能将他从那些“过于私人化的冒险”和“心思深沉”中拉出来，引向更阳光、更安全的道路。
她接着说：“青春期，有谈得来的朋友很正常，但也要把握好度，别耽误学习。”
“把握好度”。
“别耽误学习”。
标准得不能再标准的老师叮嘱。
可这些话，配上她脸上那抹“宽慰”的神情，像一把烧红的烙铁，狠狠烫在我的心上。
原来如此。
在她眼里，郝雯雯的出现，是一件“好事”。
一件能让我“正常”起来的好事。
她乐于见到这一幕，甚至为此感到轻松。
她之前的担忧、戒备、刻意保持的距离，或许在看到她所认为的“正确解”出现时，都化为了这种“宽慰”。
她在用她的方式“撮合”，用她的认可，为这段“正常”的关系盖上“安全”的印章。
她把我推向郝雯雯，就像把我推回那个她认为我该在的、安全的“围城”里——同龄人的、单纯的、符合社会期待的世界。
而她自己，则稳稳地站在城墙之上，以一个师长的姿态，欣慰地俯视着，确保一切回到“正轨”。
她果然，从未真正理解。或者说，她拒绝去理解。
我那汹涌的、无法言说的情感，我那因家庭破碎而扭曲的依恋，我那在旧书店里几乎要喷薄而出的痛苦和共鸣，在她这套“正确”的认知体系里，不过是需要被纠正的“偏差”。
而郝雯雯，就是矫正的工具。
巨大的荒谬感和冰冷的愤怒，瞬间淹没了我。
比看到父亲带着女人在校门口时更甚。
因为这一次，举起矫正工具的，是我曾经视若珍宝、以为至少能有一丝共鸣的人。
我死死地看着她，看着她还带着那抹“宽慰”笑意的嘴角，看着她镜片后那双清澈的、此刻却显得如此残忍的眼睛。
喉咙像是被冰冻住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胸膛里有什么东西在翻腾，碎裂，发出只有我自己能听到的轰鸣。
“杨老师，”我的声音终于挤出喉咙，干涩，冰冷，像粗糙的砂纸摩擦，“我的私事，不劳您费心。”
说完，我甚至没有等她反应，猛地转身，大步离开了办公室。脚步踩在走廊的地面上，发出沉重而急促的回响。
我没有坐电梯，几乎是冲下了楼梯。冲出办公楼时，傍晚的风带着凉意扑面而来，我却觉得浑身血液都在燃烧。
郝雯雯还等在原处，看到我出来，高兴地迎上来：“赵辰哥哥，办完事啦？我们走吧？”
她的笑容依然明亮单纯，像一朵迎着夕阳无忧无虑盛开的花。
可我看着她，只觉得刺眼。刺眼得让我想立刻逃离。
“我今天有事，不回去了。”我生硬地丢下一句，甚至没看她的表情，绕过她，朝着与家相反的方向，快步走去。
“哎？赵辰哥哥？你怎么了？”郝雯雯在身后疑惑地喊道。
我没有回头。
我不知道要去哪里。
只是漫无目的地走着，穿过街道，穿过人群，直到天色彻底黑透，华灯初上。
城市的霓虹倒映在冰冷的瞳孔里，光怪陆离，却照不进心底一丝一毫的暖意。
杨俞那个宽慰的眼神，那句“挺好的”，像魔咒一样在脑海里循环播放。
原来，我所以为的特殊，我所以为的那些瞬间的共鸣和暗流，在她那里，最终都抵不过一句“年纪差不多，挺好的”。
她轻而易举地，将我归入了“正常”的范畴，用郝雯雯这把标尺，量出了我的“合适”位置，然后，欣慰地，将我推了过去。
她守住了她的红线，也守住了她作为“正常”成年人的认知和安全感。
而我，像个可笑的、自作多情的傻子，在城墙下仰望了那么久，以为看到了云端的微光，最终却发现，那不过是城墙上巡逻的灯火，冰冷地、居高临下地，映照着城墙内他们为我划定好的、叫做“青春”的围场。
从那天起，我对杨俞，开始了彻底的、冰冷的沉默。
课代表的工作，我依旧完成，一丝不苟，挑不出错。
但我不再主动去办公室，除非必要。
交取作业，只放在门口指定的筐里。
课堂上，她的提问，我简短回答，目光不再与她对视。
走廊遇见，远远便避开。
她起初似乎有些诧异，试图在交作业时多问一句“最近学习怎么样”，或者在我面无表情地汇报工作时，停顿一下，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
但我只用最简洁的语言回应，眼神空洞地掠过她，看向她身后的墙壁或者窗外的树。
几次之后，她也沉默了。
不再试图搭话，布置任务时公事公办，批改我的作业时，评语只剩下最技术性的指正。
我们之间，那层薄冰，终于冻成了厚厚的、难以融化的坚冰。
冷战。
无声的，彻底的，寒冷的战争。
在这场战争里，没有硝烟，没有言语，只有日益拉远的距离，和冻结在空气里的、曾经或许存在过的微弱温度。
郝雯雯后来又来找过我几次，我都找借口避开了。母亲问起，我只说学习忙。母亲的眼神有些失望，但没再勉强。
我把自己更深地埋进书本和习题里，埋进那些晦涩的文字和夜晚的寂静里。
武大征看出我的异常，但这次，他识趣地没有多问，只是偶尔拍拍我的肩膀，塞给我一包新口味的鸡排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秋意更深，冬的气息开始在晨雾中弥漫。
我和杨俞，就像两条曾经短暂交汇又骤然分开的航船，在各自沉默的轨道上，驶向苍茫的、未知的深海。
那座“身份围城”，似乎真的将我困住了。
学生的身份，儿子的身份，甚至现在，又被加上了一个“郝雯雯合适对象”的身份。
重重叠叠，密不透风。
而我最想挣脱的那个身份，以及对那个身份之外某个人的渴望，却被这围城压得死死的，不见天日，只能在心底最阴暗的角落，默默燃烧，发出无人听见的、绝望的噼啪声。